重陽

九月初九為重陽節，中國古代以「六」為陰數，「九」為陽數，故九月初九稱重陽，又稱重九。早在戰國時，重陽節就已在貴族中流行，是日，宮中人土皆佩茱萸、飲菊花酒，以求長壽，到漢代民間開始仿效，唐代才被定為節日。據說此節日源於避邪，南朝梁人吳均的《續齊諧記· 九日登高》記載：「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避學累年。長房謂日：九月九日，汝家中，當有災，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斐囊，盛茱萸以係臂，登高飲菊花酒，此蝸禍可除。景如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日，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蓋始於此。」

以香港來說，《廣東新語．事語》記載「九日載花糕萸酒，登五層樓雙塔放響弓鷂。」，登五層樓即為登高，並且有放風箏的風俗。風箏有放去災邪、除去晦氣的心理寄託。花糕指重陽糕，而糕為五色，具有避邪消災的功效；此外，由於糕與高諧音，所以人們藉此寄託萬事俱高的願望。萸酒即是以茱萸子所泡的酒，用以驅邪保健

現時，雖然在香港的重陽節的風俗日漸式微，但巿民大眾仍有在當日掃墓的習俗，而不少新界宗族則會在這段日子舉行隆重的「秋祭」，聯同族中男女老幼，浩浩蕩蕩前往祖先墓前，又叫「拜太公山」，日期—般在秋分或農曆九月等日子舉行。就以鄧族為例，每年農曆九月十九日到荃贏曹公潭鱟地「半月照潭」祭祀三世祖祖先鄧日旭，與春祭儀式相同，擺放五生、五熟、五齋、五色餅和五色果等祭品，以及各方族人各自奉上金豬。儀式方面，則每年輪流由—房人主持，有唱禮和讀祝文，再由一名年長父老代為行禮，其餘族人，則按長幼次序站於後面。儀式完畢後亦有「太公分豬肉」。香港部分宗族仍有「食山頭」或回鄉村吃盆菜的習慣

香港「美人魚」楊秀瓊

何詩蓓 (Siobhan Bernadette Haughey) 昨日在東京奧運二百米自由泳決賽中打破亞洲紀錄，並為香港取得歷來首面奧運游泳奬牌。今日她再在一百米自由泳準決賽中刷新自己昨日創下的紀錄，力爭在明日的決賽中再下一城，奪取奬牌。藉此機會，讓我們回顧香港第一代女飛魚楊秀瓊的一段歷史

楊秀瓊10歲開始習泳，極具天賦加上勤奮練習，泳術進步神速。1930年，年僅十二歲的楊秀瓊參加女子渡海泳，竟然擊敗多名外籍泳手，並以破紀錄時間奪得全港冠軍，被《香港工商日報》稱為「成績之佳，可謂空前未有，誠足為華人爭回一點光榮矣。」

1930年10月15日《香港工商日報》

1933年，國民政府在南京首都舉辦第五屆全國運動會，年僅15歲的楊秀瓊代表香港參加，一舉囊括多項不同泳式和距離的五枚金牌，並打破了全國紀錄。有此佳績加上姣好容貌，為楊秀瓊贏得「美人魚」的稱號，一下子成為了體育明星，受各省市邀請表演泳術。翌年，楊秀瓊代表中華民國遠赴菲律賓參加第十屆遠東運動會，再次取得四枚金牌，更打破了中國和遠東運動會的紀錄 

1933年，香港泳隊，右二為楊秀瓊

1936年，第十一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在德國柏林舉行，楊秀瓊代表中華民國參賽。雖然她於一百米背泳比賽中打破全國紀錄，但可惜仍於預賽中出局 (另外一百米自由泳同告出局)，無緣問鼎奧運獎牌，亦反映出其時亞洲和歐美游泳競技水平的差距

【蘋果簡史．娛樂】狗仔文化改變娛圈生態 被杯葛、唾罵的蘋果娛樂版 封殺中覓出路 (轉載)

創刊 26 周年的《蘋果日報》，因警方以國安法拘捕多名高層、凍結集團資產，以致難以運作，最後一份實體報紙將提早於明（6 月 24 日）出版，消息指目標印刷一百萬份。

以狗仔隊、小報文化打響名堂的《蘋果日報》娛樂版，多年來偷拍、追蹤明星名人，揭發隱私吸引閱讀，創刊時揭發高齡亞姐宮雪花曾結婚產子，追查其入獄經歷及與兩名兒子同住；2009 年獨家頭版刊出首富李嘉誠之子李澤楷與女星梁洛施秘密拍拖產子；前年的「安心事件」，又踢爆歌手許志安與黃心穎車廂偷情，事後許要即晚開記招向太太鄭秀文道歉，以平息事件。

譁眾取寵的新聞取材為《蘋果日報》招來爭議，創下高銷量同時亦惹來杯葛和官非，港人對之又愛又恨。另一方面，《蘋果》立場崇尚民主自由，敢於挑戰霸權，在娛樂版亦可見一斑，2013 年《蘋果》公然支持政府發牌予王維基的香港電視，惹來「大台」TVB 不滿，下令封殺，至今七年未解。

有入職六年的《蘋果》娛樂記者向《立場》表示，最不捨的是自由的精神。「嗰種自由係，你做古仔、做題目，去採訪、去發揮嘅自由；諗嘢、講嘢，問每一個問題，set 每一個題目，我唔需要擔心『唔講得』，唔會有個紅線畀自己，呢樣嘢喺現今香港傳媒來講，已經好難得。」他說，「記者就係報道事實，不論是八卦、娛樂新聞，就係事實。」

蓋棺之時，《蘋果》對娛圈生態影響是好是壞，只餘歷史方可判斷。

狗仔隊文化開創先河

如果只想舒舒服服做風花雪月的娛樂新聞，《蘋果》或許不是好選擇。同集團的《壹週刊》在九十年代引入本港狗仔隊文化，再由《蘋果日報》在報紙業發揚光大，前社長葉一堅曾在訪問中憶述，昔日娛樂記者與藝人互相依附，夾稿宣傳，一單採訪改幾隻字「發通稿」是常態，有事時卻問不到回應，葉遂決定成立狗仔隊，系統收集明星地址，實行以調查報道方式做娛樂新聞，打破記者與藝人「老友鬼鬼」的行規。

由壹傳媒帶起的狗仔隊文化，偷拍、追蹤明星名人，多年來留下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報道，2007 年《蘋果》捕捉已婚的前廣播處長朱培慶與豔女同遊銅鑼灣，被發現時朱縮在女伴身後，及後宣佈提早退休，行內笑言該照片「令高官下台」。2009 年《蘋果》遠赴美國，透過搜尋系統發現多張藝人的結婚證書，包括劉德華及朱麗倩、黎明及樂基兒、楊千嬅及丁子高等，翌年更揭發鄭中基與蔡卓妍秘密結婚四年，二人即日開記招宣佈已離婚。

甫創刊即遭杯葛的《蘋果》娛樂

因狗仔隊挖掘藝人私隱備受抨擊，《蘋果》甫創刊即遭到杯葛，1995 年 7 月 10 日，當時有約 600 會員的演藝人協會發起「72 小時封嘴行動」，三日內謝絕一切媒體訪問，抗議跟蹤式報道對演藝人造成滋擾及傷害，矛頭直指《蘋果》。

狗仔隊文化令娛樂圈中人不勝其煩，卻令娛樂新聞變得更 juicy、八卦，更受歡迎，高峰期《蘋果》銷量突破 50 萬，其他傳統報紙雜誌也相繼仿效，千禧年代，以狗仔隊手法報道藝人動態的娛樂雜誌《3 週刊》及《東方新地》更相繼成立，形成狗仔隊的全盛時期。

另一單矚目的封殺事件，要數 TVB 封殺壹傳媒，旗下藝人不得接受《蘋果》訪問，至今七年。前 TVB 傳訊部宣傳科副總監曾醒明去年在訪問中形容，兩者關係一向良好，直至 2013 年 11 月 19 日無綫台慶前夕，TVB 不滿壹傳媒支持政府發牌予王維基的香港電視，認為壹傳媒有份號召市民杯葛，令當年台慶收視創新低，下令封殺。

有明裡的封殺，也有暗裡的杯葛。《蘋果》政治立場鮮明，又經常「踢爆」藝人醜聞，不會一味「唱好」，有行內人透露，部分唱片公司經常以「沒有空」、「太忙」等理由，拒絕《蘋果》對旗下藝人的訪問邀約，雖沒有明言，結果卻與杯葛無異。

入職六年的《蘋果》娛樂記者 Carr 表示，入行前已知道《蘋果》記者特別進取、拼搏，不會完全跟「行規」，「娛樂嘅嘢，諗住開開心心，拍個戲宣傳，著得靚靚，但你偏要講啲人哋唔想提嘅嘢。」笑言「（蘋果）係難做啲」。選擇入職，他認為是一種挑戰，「記者就係報道事實，不論是八卦、娛樂新聞，就係事實。」

雖然他坦言，難以評論狗仔文化的對錯，亦承認《蘋果》在編採上有值得爭議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覺得，「偏偏就係咁，如果全部都係一式一樣嘅角度，啲嘢就唔好睇喇；讀者揀咗，覺得好睇，呢個就係方向。」

入職六年娛記︰不捨此處的自由

Carr 今日下午在蘋果日報辦公室，備存籌備中的報道影片。本來已盛傳周六是最遲見報日，他想把握最後的時間，盡量完成手上工作「盡最後人事」，希望趕及發布。不過他亦心知，「大部分都無㗎喇，係出唔到就出唔到。」他有心理準備隨時要執拾細軟，最近也已暫停一些進行中的題目，本打算待情況「明朗」再推進。

不過，停刊消息公布一刻，他就知道，剩下的報道都成不了事。走到外頭點起一支煙，他坦言心情平靜，「大家都預咗㗎啦，都係早兩日同遲兩日嘅分別。」心裡有好多遺憾，很多想做的題目再無法完成，最不捨得的，除了一班艱難處境中依然並肩作戰的同事，還有屬於《蘋果》的精神︰自由。

「我諗都唔會再搵得到，無咗就係無咗。嗰種自由係，你做古仔、做題目，去採訪、去發揮嘅自由；諗嘢、講嘢，問每一個問題，set 每一個題目，我唔需要擔心『唔講得』，唔會有個紅線畀自己，呢樣嘢喺現今香港傳媒來講，已經好難得。」

問他娛樂圈失去《蘋果》代表甚麼？他想了一會道，「（娛樂版）可能返番去好悶嗰個位，返番去平行時空，我覺得可惜，唔知仲會唔會有人有呢種精神，去發掘唔同角度、取材。」

【蘋果簡史．顛覆】《蘋果》全彩印刷、大相頭版、動新聞 顛覆傳媒生態 煽色腥取向引爭議 (轉載)

《蘋果日報》明日（24 日）出版最後一份實體報紙，網站凌晨亦停止運作。回顧過去 26 年，《蘋果日報》開創多個報業先河，採取全彩色印刷、著重大量相片、突發新聞，發展動新聞等，顛覆傳媒生態。但如此同時，《蘋果》引入狗仔隊、「煽、色、腥」（煽情、色情、血腥）報導手法及選材，多年來亦引發爭議。

浸大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指，《蘋果日報》過去一路帶領報業發展，《蘋果》作為大規模傳媒機構仍不斷求新，慨嘆《蘋果》最終敵不過政治發展，《蘋果》倒下後整個傳媒業可能更缺乏創新動力。

壹周刊引領八卦雜誌先河

壹傳媒過去 26 年多次開香港傳媒界先河，1990 年《壹週刊》創辦，初期口號「不扮高深，只求傳真」，打正旗號走流行通俗路線，出 90 年 3 月 15 日《壹週刊》香港創刊後引發轟動，陸續出現同類的「八卦雜誌」如《東周刊》及《快周刊》。

到 1995 年《蘋果日報》創刊，引發報業減價戰，初期一份《蘋果》只需要 2 元，並每日隨報紙贈送一個蘋果，售價遠較其他報紙的 5 元低，而且《蘋果》一反當時報章都是黑白印刷，採用全彩色印刷，著重大量圖像和排版，在 A1 頭版和內篇都附有「大相」，這風格亦陸續影響其他香港報章。

內容上《蘋果》著重突發新聞，創刊號頭版，上半頁是爆料回歸後首屆行政長官候選名單，和末代港督彭定康的訪問，下半頁則以「擊至腦漿濺地血噴牆！」為標題報導命案。過去多年有逾 2,500 宗突發新聞登上頭版。在 2004 年警方採用新一代數碼通訊系統之前，經常出現「記者早到過警察」的情況，突發記者因而拍到一張張獨家、震撼的相片，例如賊王葉繼歡落網、嘉利大廈五級火等。

2007 年引入「動新聞」  以自家製動畫報新聞

而除了傳統印刷，《蘋果》在網上轉營亦是先驅之一，1998 年《蘋果》開始有網上新聞，2007 年《蘋果》引入「蘋果動新聞」，以大量自家製作動畫，模擬新聞事件過程，亦和傳統影像新聞必須以新聞片段為主有極大區別。

浸大新聞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指，《蘋果日報》過去一路帶領報業發展，《蘋果》作為大規模的傳媒機構，在過去仍不斷求新，報紙走向網上發展、打著政治旗幟鮮明、報紙圖像化、蘋果動新聞等都是實例，顯示《蘋果》過去不斷求新，構思多元內容。

他指《蘋果》未創刊之前，報業較為精英化，報章充當社會領導者角色，思維傾向報導、告訴讀者傳媒機構認為重要的事，《蘋果》則較市場導向，按讀者喜好投其所好。隨《蘋果》發展佔據市場領導位置，其他報章亦要跟隨，形式、內容都更遷就讀者和市場導向，「政治更娛樂化」，亦有不少媒體跟隨《蘋果》製作類似蘋果動新聞的內容，及令新聞報導更圖像化。

杜耀明感嘆《蘋果》最終敵不過政治發展，過去報業市場創新、開拓新路線，多次都是《蘋果》推動，以後缺少《蘋果》，整個傳媒業可能更缺乏創新動力。

煽色腥取向引爭議

但除了開創先河，《蘋果報導》及壹傳媒旗下雜誌，過去的報道手法、選材，亦多次引發巨大爭議。其中最著名的是 1998 年陳健康事件，事件源於 98 年 10 月 19 日，上水天平邨發生倫常慘案，陳健康懷疑「包二奶」，其妻將兩個兒子從住所拋落樓再跳樓身亡，《蘋果》記者之後向陳健康提供 5,000 元召妓，拍下獨家照片，以「不傷家變人辦尋歡」為標題，放在 A1 頭版報導，觸發有償新聞爭議，黎智英事後要在《蘋果》頭版道歉。

《蘋果》亦將狗仔隊文化引進報業，設娛樂突發組，在創刊前開始收集明星地址。創刊號《蘋果》娛樂版在 B 疊刊，開報初期狗仔隊駐守餐廳、寓所門外，等候明星出現時偷拍，揭露藝人私生活，後引來部份藝人不滿，在 1995 年 7 月 10 日演藝人協會發起「72 小時封嘴行動」，抗議狗仔隊報道手法。

壹傳媒集團旗下的《壹本便利》爭議更大，曾在藝人張國榮逝世後潛入他的寓，找出三袋遺物，2006 年 8 月，刊登鍾欣桐在馬來西亞雲頂演唱會期間的後台更衣照，同年 6 月刊登當時 14歲的女童星李蘊的性感照，最終《壹本便利》在 2007 年名義上停刊並更名為《FACE》。

三十五年前的反核運動

1982年，香港的中華電力公司及廣東電力公司合作興建核電廠，並選址於距離香港市區五十公里的大亞灣。自此大陸與英國政府經歷長時間的談判以及商界遊說工作。香港政府同時秘密委託了投資銀行Lazard Brothers研究計劃的可行性。然而港府拒絕公開報告書的細節，也拒絕讓立法局議員取閱，為此惹起了反對團體的強烈不滿。

1983年，香港政府宣佈已批准了聯合興建核電廠的計劃。在該 360 億的計劃中，香港會負擔四份一的開支及購買七成的電力。同年12月，大陸及英國簽署了大亞灣核電廠計劃，合組廣東核電合營公司，並從英國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購入價值六億半美元的器材，法國國營電力公司法國電力集團（Électricité de France）、法馬通（Framatome）則分別獲得工程監督及反應堆的合同。這項中英合資的合同 1985年在北京正式簽訂。

儘管計劃已經簽訂，港人依然憂慮計劃的造價、安全、對電費的影響、核廢料的處理、核災難發生時的緊急措施等等。為了平息公眾疑慮，香港政府承諾天文台將會監察核電廠的狀況，又強調合資公司會以高規格標準興建及營運。不過，1986年政府委託英國原子能管理局（United Kingdom Atomic Energy Authority）的報告外洩，顯示政府並未有坦誠向公眾指出核電廠的隱憂。儘管政府其後再委託英國原子能管理局研究大亞灣問題，並在1988年提交了夏威爾報告書（Harwell Report），指香港毋須制訂緊急撤離計劃，但反核人士指哈威爾報告書是為香港政府塗脂抹粉，大力強調核電廠的效益而忽視其危險性。

1986年4月切爾諾貝爾核事故導致的北歐核污染震驚世界。當年5月，由長青社、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等一百多個團體成立「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廠。7月13日，聯席會議在全港收集了104萬名市民簽名。同年的民意調查，超過七成人希望停建核電廠。1987年大亞灣核電廠發生建造事故更加激起香港市民的憂慮。

【審計報告】歷史建築活化 12 項僅 1 項如期竣工 最高延達 560 日 (轉載)

最新一期審計報告揭發，由發展局負責的歷史建築活化計畫大量工程延遲完工，12 個項目中只有 1 項如期竣工，其他項目均較申請撥款文件上的預定完工日期延遲 37 至 560 天，平均延遲 284 天。另有活化計畫項目擅自進行工程改動，涉約 1,330 萬元。審計署建議發展局加強監察工程改動情況，以及加強監察工程帳目結算工作。

完工日期延達 560 天

根據審計報告，在 2008 年 2 月至 2016 年 11 月期間先後推出的 5 期活化計劃，獲批大型翻新工程的資助總額為 17.04 億元，惟施工進度及監工情況均未如理想。

審計署指出，截至 2020 年 7 月，在活化計劃第一至三期已完成的 12 個項目中，僅有 1 項如期完工。延遲完工的項目最高遲達 560 天，該項目為第二期活化計畫之一。記者翻查資料，聖雅各福群會負責的灣仔藍屋建築群工程進度與審計報告資料吻合。根據 2013 年的灣仔區議會文件，藍屋活化計畫於 2013 年 9 月中舉行動土儀式，當時預計於 2015 年第四季完成修復工程。但項目最終於 2017 年 5 月才完工。

擅自進行工程改動　涉 1,330 萬元

此外，審計署抽查了活化計劃第一至三期中，工程預算金額最高的項目，負責該項目的非牟利機構以 1.955 億元合約金額，向承建商批出主要工程合約。根據 2019 年 8 月的工程決算帳目擬稿，預算最終合約金額增加了 2,660 萬元 ，即由 1.955 億元提高至 2.221 億元，增加金額包括約 1,330 萬元的工程改動。審計署指，該間非牟利機構是在沒有獲得發展局批准的情況下發出多項工程改動指示。

記者翻查資料，第一期活化計劃中有兩個項目的建設成本原為約 1.9 億，包括由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負責活化的前荔枝角醫院（現為饒宗頤文化館），以及香港青年旅舍協會負責的美荷樓旅舍。兩者的原擬建設成本分別是約 1 億 9 千 390 萬元及 1 億 9 千 230 萬元。但最終兩個項目均斥資逾 2 億，饒宗頤文化館用了約 2.7 億，美荷樓旅舍則約 2.2 億。

維修資助計劃處理申請時間過長

審計署另揭發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審批時間過長。發展局於 2008 年 8 月至 2020 年 7 月收到 145 宗維修資助計劃有效申請，79 宗獲批申請中，有 22 宗處理時間超過 2 年，處理時間最長的一宗個案更超過 4 年 (1,554 天)。

審計署建議發展局加強監管，如加強監察工程改動的情況以及工程帳目結算工作、確保非牟利機構遵守提交文件的規定等。

生於香港，我們都是無辜的 — 畸形的士紳化與無辜的中產 (轉載)

 【文：張根】

戴定頭盔，我唔係社會學人。我只係一個得閒會研究下紅燈區生態和規劃嘅無謂人。咁啱見到有篇投稿用「紅燈區」、推大南街「落火坑」咁過癮嘅比喻嚟講士紳化，我先加把口討論下。

同紅燈區息息相關，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有大量案例調查政府主導的士紳化政策（「清潔」或「淨化」社區）如何影響社區，尤其充斥黃賭毒的區域。雖然同深水埗唔太密切，畢竟鴨寮街四周的一樓一仍未見執笠潮，但同一概念，不同面向，總能有些啟示。

「士紳化」近年包含範圍越來越闊，包括：black gentrification、gay gentrification、greentrification、studentification、touristification 等等 [1]。當中的連貫點是「中產身份在都市再生或發展過程中的價值」[2]。價值，是指佔有優勢的影響，即係 become valued。

社會學家 Ruth Glass 在六十年代已經指：「士紳化」係獨立嘅過程，不論上層中產或下層中產嘅生活方式一步一步入侵低下階層的社區。當「士紳化」在某區開始，就會迅速蔓延，直到大部分或全部低下階層居民被替換，然後整個區的社會特徵全面改變。[3]

簡單來講，傳統理解的士紳化，是社區中低收入群體被中收入群體替代。[4]

廣義一點的理解，是在社區中製造空間給更富有的用者。[5]

聚焦於商業行為的的理解，是傳統而當地的商店消失，而被為中產階級的人士提供服務的商店取代。[6]

心理層面的理解，是社區中，中產的消費模式主導了社區的商業活動，而其餘的低收入人士則會受到迫離的壓力。當居民感到自己身份同社區的特性不符，這種壓力就更大。[7]

理論講係咁講，案例全球都有。大南街士紳化特別在於出現的地方係深水埗。

深水埗多年佔據全港最貧窮的地區榜首，香港又係已發展地區中，貧富懸殊全球第一位。試想一下，類近大南街這種外來的改變，會帶甚麼影響？不是住深水埗的，當然可以當多一個星期六日行街的選擇，但對當區的人，包括居民、經常到訪的人、附近返工的人、其他開舖頭的租戶等，尤其對可支配收入較低的住客。手工啤？日系咖啡店？工業風西餐廳？開給深水埗的低收入人士嗎？想像一下就不會這麼樂觀。

講大南街士紳化的投稿「〈誰將大南街推進火炕〉」（下稱「火坑文」）以食物士紳化切入，嘗試帶出「中產人士的食品消費選擇會影響窮人地區的食物選擇及社區面貌」。當中，「火坑文」拉埋新自由主義、健康食物等概念，老實講，有點不對焦。畢竟新豬肉及其相近食品是否咁有影響力，我好懷疑。但作者是素食者，亦是素食提倡者（facebook page admin），有此角度亦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但靚裝 cafe 會否帶來壓迫草根階層的後果，我深信機會高好多。

「火坑文」引來一文「物價上漲不是士紳化」（下稱「物價文」）反駁。「物價文」以英國例子補白歷史背景，也以平均租金和平均尺價升幅證明文青咖啡店並無逼走窮人。

按「物價文」理解的士紳化「現象」（不是定義）有兩點：一是外來文化提升當區物價；二是當區人士頂唔住物價上漲，焗住搬走，因而排斥當區文化。「物價文」續稱，一是除非證明到在大南街窮人去開的餐廳是被文青cafe 迫走，否則不可以怪責新遷入的小商戶；二是以深水埗房租過去十年升幅不足一倍，影響並不大。

第一個論點就已經充滿疑問。這個「被迫走」是如何量度？時間框架是如何訂？由今天開始計起一年？五年？還是十年？現今學界仍為收集因「士紳化」而離開社區的定量證據感到困難重重 [8]。要追問因「士紳化」而搬走的餐廳又應該如何計算？計算不到是不是就等於無影響？社區雖然由集體而建，但每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不同比重，不是政府/大企業/大地產商帶頭的「士紳化」，責任誰負這問題其實無意義。

第二個論點亦很有趣。以 2010-2020 的數據升幅談「士紳化」增加生活成本的可能。想問十年前深水埗已有這樣規模的「士紳化」嗎？如果堅持要看平均呎價，不如看新樓盤吧。The Campton（$16,411）、Westpark（$18,739）、愛海頌（$18,688）、AVA 228（$19,402）[9]，這樣「貼地」呎價的，新遷入的會是哪類人？再者，現在一個唐樓單位已可以「一劏七」，劏房空間越劏越小，計算床位呎價才更有參考意義吧？

或許現實啲講，當全港最窮的人就住喺深水埗舊樓，有住劏房的（共有 15,400 户，一户平均 2.3 人），有住板間房，有住天台鐵皮屋，有住要喺廁所煮飯的，擔憂士紳化已經係好奢侈的問題。當消費力低到一個點，可以活動的空間只有自己住處同免費公共設施，條街有多少間 cafe，有多少間文創小店，其實都與他們無關。「物價文」說要有 evidence 找出影響，我大膽假設即使以 participant observation、interviews、content analysis 等，最後低收入人士的回應都會是「關我叉事」。「物價文」說基隆街、汝洲街等仍可滿足低收入人士的需要。今日可幸仍可以，但很明顯士紳化是散射而協同的進程，之後就難講。或許這樣問會好一點，難道當區的窮人是生在深水埗嗎？顯然不是。為數不少的是因經濟困難而住深水埗的。那士紳化後他們能去哪？大灣區？看看喜盈、喜韻、喜漾及喜薈，再看恆大．睿峰、匯璽等地產發展趨勢，這算杞人憂天嗎？小商户當然無罪，租金平就去哪裏開店，十分正常。社會學人或我們，終究不是法官，無需判誰有罪。但以案例來歸納，全球各城市經歷過士紳化的地方，低收入人士最後去了哪？他們的生活最後如何？這才是重點。講咁多，其實都係無嘢做到 — 正如同香港好多嘢一樣。唯一做到的是希望「北河同行」的明哥頂得住吧。

 作者自我簡介：致力研究各國紅燈區社會脈胳嘅 urban adventurer

[1] Hubbard, P. (2017). The Battle for the High Stree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 Smith, N. (2002),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Antipode, 34: 427-450

[3] Glass, R. 1964.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London: Macgibbon & Kee.

[4] Zukin, S. (1987) 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pp.129-147.

[5] Hackworth, J. (2002). Postrecession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Urban Affairs Review, 37(6), 815–843.

[6] Zukin, S., V. Trujillo, P. Frase, D. Jackson, T. Recuber and A. Walker (2009) New Retai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Boutiques and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City & Community 8(1): pp. 47-64.

[7] Marcuse, P. (1985). Gentrification, abandonment, and displacement: Connections, cause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28, 195.

[8] Easton S, Lees L, Hubbard P, Tate N. Measuring and mapping displacement: The problem of quantification in the battle against gentrification. Urban Studies. 2020;57(2):286-306.

[9] 《蘋果日報》〈深水埗 Campton　貼地呎價 1.6 萬　平過掃管笏新盤　484 萬入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