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根】
戴定頭盔，我唔係社會學人。我只係一個得閒會研究下紅燈區生態和規劃嘅無謂人。咁啱見到有篇投稿用「紅燈區」、推大南街「落火坑」咁過癮嘅比喻嚟講士紳化，我先加把口討論下。
同紅燈區息息相關，都市研究（urban studies）有大量案例調查政府主導的士紳化政策（「清潔」或「淨化」社區）如何影響社區，尤其充斥黃賭毒的區域。雖然同深水埗唔太密切，畢竟鴨寮街四周的一樓一仍未見執笠潮，但同一概念，不同面向，總能有些啟示。
「士紳化」近年包含範圍越來越闊，包括：black gentrification、gay gentrification、greentrification、studentification、touristification 等等 [1]。當中的連貫點是「中產身份在都市再生或發展過程中的價值」[2]。價值，是指佔有優勢的影響，即係 become valued。
社會學家 Ruth Glass 在六十年代已經指：「士紳化」係獨立嘅過程，不論上層中產或下層中產嘅生活方式一步一步入侵低下階層的社區。當「士紳化」在某區開始，就會迅速蔓延，直到大部分或全部低下階層居民被替換，然後整個區的社會特徵全面改變。[3]
簡單來講，傳統理解的士紳化，是社區中低收入群體被中收入群體替代。[4]
廣義一點的理解，是在社區中製造空間給更富有的用者。[5]
聚焦於商業行為的的理解，是傳統而當地的商店消失，而被為中產階級的人士提供服務的商店取代。[6]
心理層面的理解，是社區中，中產的消費模式主導了社區的商業活動，而其餘的低收入人士則會受到迫離的壓力。當居民感到自己身份同社區的特性不符，這種壓力就更大。[7]
理論講係咁講，案例全球都有。大南街士紳化特別在於出現的地方係深水埗。
深水埗多年佔據全港最貧窮的地區榜首，香港又係已發展地區中，貧富懸殊全球第一位。試想一下，類近大南街這種外來的改變，會帶甚麼影響？不是住深水埗的，當然可以當多一個星期六日行街的選擇，但對當區的人，包括居民、經常到訪的人、附近返工的人、其他開舖頭的租戶等，尤其對可支配收入較低的住客。手工啤？日系咖啡店？工業風西餐廳？開給深水埗的低收入人士嗎？想像一下就不會這麼樂觀。
講大南街士紳化的投稿「〈誰將大南街推進火炕〉」（下稱「火坑文」）以食物士紳化切入，嘗試帶出「中產人士的食品消費選擇會影響窮人地區的食物選擇及社區面貌」。當中，「火坑文」拉埋新自由主義、健康食物等概念，老實講，有點不對焦。畢竟新豬肉及其相近食品是否咁有影響力，我好懷疑。但作者是素食者，亦是素食提倡者（facebook page admin），有此角度亦很正常，完全可以理解。但靚裝 cafe 會否帶來壓迫草根階層的後果，我深信機會高好多。
「火坑文」引來一文「物價上漲不是士紳化」（下稱「物價文」）反駁。「物價文」以英國例子補白歷史背景，也以平均租金和平均尺價升幅證明文青咖啡店並無逼走窮人。
按「物價文」理解的士紳化「現象」（不是定義）有兩點：一是外來文化提升當區物價；二是當區人士頂唔住物價上漲，焗住搬走，因而排斥當區文化。「物價文」續稱，一是除非證明到在大南街窮人去開的餐廳是被文青cafe 迫走，否則不可以怪責新遷入的小商戶；二是以深水埗房租過去十年升幅不足一倍，影響並不大。
第一個論點就已經充滿疑問。這個「被迫走」是如何量度？時間框架是如何訂？由今天開始計起一年？五年？還是十年？現今學界仍為收集因「士紳化」而離開社區的定量證據感到困難重重 [8]。要追問因「士紳化」而搬走的餐廳又應該如何計算？計算不到是不是就等於無影響？社區雖然由集體而建，但每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有不同比重，不是政府/大企業/大地產商帶頭的「士紳化」，責任誰負這問題其實無意義。
第二個論點亦很有趣。以 2010-2020 的數據升幅談「士紳化」增加生活成本的可能。想問十年前深水埗已有這樣規模的「士紳化」嗎？如果堅持要看平均呎價，不如看新樓盤吧。The Campton（$16,411）、Westpark（$18,739）、愛海頌（$18,688）、AVA 228（$19,402）[9]，這樣「貼地」呎價的，新遷入的會是哪類人？再者，現在一個唐樓單位已可以「一劏七」，劏房空間越劏越小，計算床位呎價才更有參考意義吧？
或許現實啲講，當全港最窮的人就住喺深水埗舊樓，有住劏房的（共有 15,400 户，一户平均 2.3 人），有住板間房，有住天台鐵皮屋，有住要喺廁所煮飯的，擔憂士紳化已經係好奢侈的問題。當消費力低到一個點，可以活動的空間只有自己住處同免費公共設施，條街有多少間 cafe，有多少間文創小店，其實都與他們無關。「物價文」說要有 evidence 找出影響，我大膽假設即使以 participant observation、interviews、content analysis 等，最後低收入人士的回應都會是「關我叉事」。「物價文」說基隆街、汝洲街等仍可滿足低收入人士的需要。今日可幸仍可以，但很明顯士紳化是散射而協同的進程，之後就難講。或許這樣問會好一點，難道當區的窮人是生在深水埗嗎？顯然不是。為數不少的是因經濟困難而住深水埗的。那士紳化後他們能去哪？大灣區？看看喜盈、喜韻、喜漾及喜薈，再看恆大．睿峰、匯璽等地產發展趨勢，這算杞人憂天嗎？小商户當然無罪，租金平就去哪裏開店，十分正常。社會學人或我們，終究不是法官，無需判誰有罪。但以案例來歸納，全球各城市經歷過士紳化的地方，低收入人士最後去了哪？他們的生活最後如何？這才是重點。講咁多，其實都係無嘢做到 — 正如同香港好多嘢一樣。唯一做到的是希望「北河同行」的明哥頂得住吧。
作者自我簡介：致力研究各國紅燈區社會脈胳嘅 urban adventurer
[1] Hubbard, P. (2017). The Battle for the High Stree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 Smith, N. (2002), New Globalism, New Urbanism: Gentrification as Global Urban Strategy. Antipode, 34: 427-450
[3] Glass, R. 1964. London: Aspects of Change. London: Macgibbon & Kee.
[4] Zukin, S. (1987) Gentrification: Culture and Capital in the Urban Cor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3: pp.129-147.
[5] Hackworth, J. (2002). Postrecession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Urban Affairs Review, 37(6), 815–843.
[6] Zukin, S., V. Trujillo, P. Frase, D. Jackson, T. Recuber and A. Walker (2009) New Retail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Boutiques and Gentrification in New York City, City & Community 8(1): pp. 47-64.
[7] Marcuse, P. (1985). Gentrification, abandonment, and displacement: Connections, causes, and policy responses in New York City. Washington University Journal of Urban and Contemporary Law, 28, 195.
[8] Easton S, Lees L, Hubbard P, Tate N. Measuring and mapping displacement: The problem of quantification in the battle against gentrification. Urban Studies. 2020;57(2):286-306.
[9] 《蘋果日報》〈深水埗 Campton 貼地呎價 1.6 萬 平過掃管笏新盤 484 萬入場〉
